民生七有保障和改善营商环境

近年来，各地在营商环境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出台了系列法规政策，在开办企业、不动产登记、获得电力、办理建筑许可等领域开展了大量改革，如政务服务“一门、一网、一窗、一次”，企业开办、财产登记等一站式、零成本办理，建筑许可能合并的立即合并。企业开办和营运的效率持续提升，交通、园区、办公楼宇等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不断改善。但是，在区域之间硬环境差距不断减少，尤其是中心城市土地资源减少和成本上扬，如何吸引、留住投资者、创业者、从业者，则是先发城市维持竞争力、后发城市弯道超车的软环境建设关键。

▲ 过去一些城市管理者将城市发展定位为“招商”，引进大企业、大集团来带动区域产业链配套和协同发展，这在经济上行阶段比较有效，很多国内外企业也通过土地、市场红利获得了区域市场布局和先发市场红利。这是东部地区不少城市能够迅速起步腾飞的重要因素：一个大企业盘活一个大产业，一个大产业带动一个大市场。但是随着头部企业国内外布局趋于成熟，企图沿用成本优势招商、招大企业的难度愈加艰巨。事实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在人才，如何实现人才“近悦远来”，则是“引智”和做大城市市场主体的关键。比如，攀枝花提出为二孩、三孩家庭提供补贴，淄博等城市为落户的大学生发钱，目的是为了做大人才总量，用人才量变来实现城市质变。

民生“七有六性”（幼有所育、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在所居、弱有所扶，便利性、快捷性、宜居性、多样性、公正性、安全性）则是判断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愿不愿、能不能扎根城市、恋上城市的主要考量因素。加之数字时代，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微市场主体基于互联网实现要素优化配置，而不再单一寻求赴中心城市获取资源。事实上，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已经媲美区位优势、产业先发等传统要素，而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。如果一个城市具备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比较优势，自然具备引智的基础条件，因而其经济活力和经济红利也会持续迸发。

▲ 课题组选择了七个样本城市进行比较，包括一线城市（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）和中西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（重庆、郑州、贵阳），对经济发展及七有民生指标的2020年数值进行比较和分析。

经济发展水平看，一线城市人均GDP约为重庆、郑州、贵阳的1.7-2.1倍，呈现明显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，扩展来看，一线城市的GDP、人口、基础设施、产业竞争力等经济发展主要指标均要明显优于其他地区。而值得关注的是，GDP增速等成长性指标看，贵阳的GDP增速达到5%，为北京的4倍多，后发优势也在聚势。

▲ “幼有所育”选择了“学前三年毛入园率”指标。北上广深作为特大型城市，面临户籍老龄化和外来人口年轻化的双重特点，但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对幼儿园学位供给矛盾，新增幼儿园又面临开办成本高、合格师资不足的挑战。尤其是课题组调研在某一线城市，2021年某小区公办幼儿园只招收本市户籍且有房产的幼儿，对流动儿童已无法兼顾，可见叠加全面二孩、三孩生育政策后，教育面临的首要挑战在于扩大学前教育总量。相较而言，重庆、郑州、贵阳及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学前教育供给矛盾则并非在学位不足，而是教育质量能否满足竞争社会的需求。

▲ “学有所教”选择了“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”。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纳入法规强制性约束，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已不成为难度。即使一线城市流动人口无法就近入学，也可以将孩子送回家乡或者送到周边地区，获得法定的义务教育。但是现行高考政策下，流动儿童无法在一线城市获得高考资格，同时教育改革也在积极推动普通高中和中职教育两类高中阶段教育，课题组公开资料并没有查询到北上广深的高中阶段入学率，但是重庆、郑州、贵阳的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均超过92%。从营商环境优化看，高中阶段教育的适龄儿童父母多为40多岁到50岁的社会精英群体，其孩子在哪里参与高中教育，一定程度决定了其事业发展重心。如果非中心城市坚持教育优先和教育强市战略，良好的教育环境也能吸引一线城市的精英人群。

▲ “劳有所得”选择了3个指标，除了广州、深圳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协同战略和制造业、外贸加工优势，以及人口结构更趋年轻化，两地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.5%左右。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郑州、贵阳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均在4%左右，但是如果放在城市间经济规模、人口规模差距看，经济发展的动能和势能也比较清晰。而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，一线城市约为重庆、深圳、贵阳的1.5-1.9倍，相较于人均GDP差距是明显收窄的，从增速看，重庆和贵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北京、上海的2.2倍、1.4倍，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。同时，一线城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.2-2.2倍，可见乡村振兴成为破解东中西部城市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。

▲ “病有所医”选择了5个指标。在全民参保国家战略下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参保率将持续提升，不过案例城市均存在数量不等的外卖小哥、快递小哥、网约车司机、淘宝店主、直播主播、小店从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，这类人群在数字时代数量迅速增长，且流动性大，其医保、社保缴纳和权益享受可能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。但是灵活就业人员又是城市的活力所在，是城市良性运转的中坚力量，一些城市在社会保障层面能够为其先行先试，可能这个群体就会扎根城市，成为城市繁荣的中坚力量。

▲ “居民期望寿命”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、医疗保障、人口结构有关，北上广深均达到80岁以上，重庆、郑州、贵阳在80岁以下，峰值相差将近6岁。一线城市凭借优良的医疗资源，常住人口孕产妇死亡率、婴儿死亡率等具有较大优势，对于全面二孩、三孩生育政策实施，高龄、上班族孕产妇增加，妇幼保健质量也是市场主体重要考量指标。从千人口床位数指标看，重庆、郑州、贵阳的数值并不低于一线城市，甚至比北京、广州、深圳要高，可见医疗机构总量及主要设施配置的城市差距并不大，差距在于医疗人才。如何通过医联体、医共体等机制创新和分级诊疗、数字医疗等技术手段，填平补齐医疗服务质量短板，则是后发城市营商环境优化的策略之一。

▲“老有所养”选择了3个指标。除了深圳外，其他六个城市的老龄化率均在10%-23%之间，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亟待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年轻人，以及生育政策改革促进人口中长期均衡。全民参保国家战略驱动下，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也将保持高位提升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健康与养老服务工程建设的通知》，提出到2020年，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5-40张。而该指标对于特大型城市而言，人口基数大，达成难度大。当然，养老也有多元选择，选择更有品质的异地养老也是一种趋势。

▲ “住有所居”选择了2个指标，北上广深的房价均价在3.99-8.8万之间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30平米住房面积房价的比例在2.5%-5.7%之间。人均30平米住房面积是2010年全国均值。高房价已对小微市场主体、年轻人扎根城市带来了高门槛，在不考虑房价上涨和房贷利率情况下，20-40年的城镇居民均值收入方能买到30平米住房，意味着减小住房面积、放弃产权等方式来实现住有所居，如果其他民生服务与房屋产权挂钩的话，将进一步提升高门槛，这对于营商环境带来极大挑战。与之对应，重庆、郑州、贵阳的房价均价在0.93-1.4万元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30平米住房面积房价的比例在10%左右，购房压力明显缓解。可以预期，住有所居可能成为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指标。